现在北京很多高资老人，千万资产转国外子女，却要求社区照顾他们

大家好我是窗前愉快阅读。 最近在北京不少社区，出现了一类引发大众热议的现象：一些拥有千万资产的高龄老人，早早把房产、存款等大额资产转移给定居海外的子女，等到年纪大、行动不便之后，留在国内独自养老，转而向社区、街道寻求全方位照料。这件事在邻里之间、基层工作人员圈子里，争议很大。不少人感慨，资产提前送出去，养老责任却留给了公共资源，这样真的合理吗？ 先说说这类老人普遍的安排。很多老人家境优渥，房产价值几百万上千万，子女早年出国留学，之后定居海外，拿到外籍或者永居身份，常年不回国。老人出于疼爱孩子，也有部分是出于资产规划的考量，趁着自己意识清醒，提前把名下房产、存款，通过赠与或者过户的方式，转到海外子女名下。 在他们的设想里，财产是留给自家孩子，无可厚非。他们原本以为，等自己年老需要照料，子女会回来照顾，或者出钱请护工养老。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。子女身在国外，距离遥远，工作、家庭都在海外，很难长期回国陪伴照料。有的子女一年甚至几年才回国一次，只能短暂探望，没办法承担日常照护的责任。 等到老人年纪增长，身体机能衰退，生病、行动困难，居家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，问题就暴露出来。手里的大额资产已经过户给子女，自身可支配的流动资金有限。于是老人找到社区，希望社区帮忙解决上门护理、助餐、就医陪护、长期托养等一系列养老服务。 社区作为基层服务单位，本身承担着辖区老人的帮扶工作。但社区的资源、人力是有限的，面向辖区所有居民，尤其是优先保障低保、特困、经济困难老人的基础帮扶。社区可以提供政策咨询、对接养老机构、联系助老服务商，却没有义务免费承担长期全天候养老照料。这也是基层工作人员感到为难的地方。 很多网友看到这类案例，会产生疑问：千万资产转给海外子女，为什么养老照料的需求，要依靠社区公共资源？这里要厘清两个概念。第一，老人处置自己的个人财产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。老人在神志清楚的时候，自愿把房产、存款赠与子女，无论子女在国内还是国外，这份财产处置行为本身是合法的。个人财产，本人有权决定给谁。 但是，财产赠与，不能免除子女法定的赡养义务。哪怕父母提前把资产全部转给子女，子女依旧有赡养父母的责任，不会因为拿到财产就自动消失，也不会因为定居国外就免除义务。赡养不只是给钱，也包含生活照料、医疗保障。子女身在海外，不方便贴身照顾，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赡养费用，用来聘请护工、支付养老机构费用。 可现实中，执行起来难度很大。子女远在境外，跨地域、跨国执行赡养成本高、流程复杂。如果子女不愿主动出钱，老人想要通过诉讼索要赡养费，耗时漫长，跨国送达、后续执行都存在不小障碍。很多老人碍于亲情，不愿意起诉远在海外的孩子，最后只能独自面对养老难题，求助社区。 这里还要区分两种情况，不能一概而论。 第一种情况，老人资产转给海外子女，但子女定期打回赡养费，老人自己出钱购买市场化养老服务。这种情况下，老人向社区咨询养老政策、寻求服务对接，完全合理。社区负责政策引导、资源链接，老人自费购买养老服务，不会占用救助类公共资源，大众一般没有异议。 第二种争议比较大的情形：资产全部转移出境或者过户给海外子女，自身保留的收入微薄，希望社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兜底照料。兜底保障资源，设立初衷是帮助无收入、无子女、无资产的困难老人。如果拥有大额资产的家庭，提前转移财产，再来申请兜底福利，就容易挤占本就紧张的公共养老资源，这也是大众争议的核心。 还有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，很多老人在做资产转移的时候，忽略了附带风险。不少老人想当然认为，房子转给孩子，养老自然有人负责。但赠与房产，很多没有附加赡养条件。一旦完成过户，产权就属于子女。子女在海外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万一遇到海外债务、婚姻变动等情况，这套房产还可能卷入海外的财产纠纷。老人可能出现房子已经不是自己的，赡养保障又落空的两难局面。 法律层面有一个办法可以规避这类风险：附义务赠与。在办理财产赠与、房产过户的时候，书面约定子女拿到财产之后，需要承担对应的赡养义务。如果子女拿到资产之后不履行赡养责任，父母可以依法撤销赠与，追回财产。但很多老人办理过户时，出于信任，没有增加附加条款，后续维权难度就会大大增加。 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老人。很多老人做出资产转移的决定，出发点是心疼子女，担心未来遗产手续繁琐、税费成本高，提前做好传承规划，并没有算计公共资源的想法。他们到年老求助社区，更多是年老无助之后，不知道还有别的解决路径，并非刻意“甩包袱”。 而对于定居海外的子女来说，接收父母大额资产的同时，不能只享受权益，回避赡养责任。距离远不能成为拒绝赡养的理由，可以通过资金支持，帮父母聘请专业护工、选择合适的养老机构，落实赡养责任。 国内养老体系的建设，是为所有老年人提供服务渠道。市场化养老服务，需要个人或者家庭付费；民政兜底福利，面向真正困难群体。财产处置和养老规划，本应该同步考虑。